凡资配这位北大校友，为何被称为“两栖坦克”？

继4月获评“全国先进工作者”后，7月，北医校友张鸿祺又被提名树兰医学奖。

新闻之外，他更为人熟知的，是那个在手术台前奋战了三十余年的“两栖坦克”的外号。这个充满力量感的称谓，精准地描绘了这位北大人三十余载的征途：驾驭着显微手术与介入治疗两种尖端技术，如坦克般在人体最精密的“生命中枢”里攻坚克难，为无数绝境中的患者开出一条生路。

张鸿祺（中）为患者做手术

“两栖”作战：一条道路，两番苦功

“神经外科医生既要像绣花匠一样精细耐心，又要像狙击手一样沉着果敢。”张鸿祺的这句话，是他三十年“手术台哲学”的凝练。在神经外科领域，显微手术与介入治疗曾是两条泾渭分明的技术路径。而张鸿祺却选择了一条更艰难的道路——两者兼修、双线作战，将脑血管病的显微手术与介入治疗方法融会贯通，便有人叫他“两栖坦克”。

别人问我为什么非要同时掌握开刀和介入？每项技术都有一定的局限性，刀用得再好，也不适合当锤子使，医疗技术是为患者服务的，我们要将每项技术的优势发挥到极致，又不能迷恋自己掌握的单一技术。疾病不会按照适合哪种技术而出现，不同技术之间的取长补短，才能为患者提供最优的治疗。

这句质朴的话语背后，却是超乎常人的付出。一般神外医生的技能成才需要7-10年，而要实现“双精通”，则意味着至少15-20年的锤炼。白天在显微镜下“绣花”，晚上在导管室里“穿针”，回家还要复盘录像、对比病例、总结经验……科室的同事回忆，他多少年都没有休过一个完整的周末。

脊髓血管畸形曾是神经外科的“禁区”，这类疾病曾让无数患者终身瘫痪，张海迪、史铁生皆因它被轮椅禁锢。传统治疗常受到技术的局限凡资配，疗效很差。张鸿祺应用“复合手术”技术——先用介入栓塞高风险异常血管，再用显微手术精准切除病灶。这两种看似迥异的工具，在他手中却成了互补的“生命密钥”。他独创的“分层治疗”策略，将手术时间从20小时缩短至8小时，瘫痪风险降低60%，将该疾病的解剖治愈率从不足30%提升至65%。

如今，他领导的团队建立了全球最大的脊髓血管畸形病例库，在世界神经医学顶级期刊上多次发表论文，发现KRAS/BRAF体细胞突变在脑脊髓血管畸形发生发展中的核心作用、阐述脊髓血管畸形的自然史、提出治疗难度分级、开辟治疗新路径等，提高了国际学界对该疾病的认识。全世界的学者在探讨这一难题时，都绕不开“宣武经验”与“中国方案”。

源起北医：探索生命“终极奥秘”的种子

1988年，张鸿祺走进了北京医科大学（现北京大学医学部）的校门。如同那个时代许多充满理想的高校学子一样，他对未知世界充满了强烈的好奇。

人脑，这个“人体的司令部”，以其无与伦比的复杂与神秘，深深吸引了他。他曾说：“拯救生命，帮助人们摆脱痛苦，这是医生的意义所在。”而神经外科，这个当时尚有诸多“盲区”、挑战与风险并存的领域，恰恰点燃了他骨子里那股迎接挑战、探求真理的渴望。

在神经医学当中，张鸿祺坚定选择了神经外科。90年代初，CT在国内已经普及，而磁共振还很稀罕，整个北医系统只有一台磁共振，而且只能看到大概的脑结构，细微结构根本看不清楚。“那时MRI都不普及，很多手术靠的是经验和胆识。”而神经外科医生能够相对直接地看到脑子的结构，直面诸多生命和智慧的奥秘，这也让当时还是医学生的张鸿祺非常向往。“再加上当时神经外科能治好的病确实并不是太多，存在很多的挑战，这也是选择神经外科的一个初心。”

进入临床“实战”后，张鸿祺亲历了昼夜守在患者身旁的艰辛，感受到神经外科患者瞬息万变的特性，感悟到了探寻大脑奥秘的无限魅力，这也坚定了他在这一领域继续深造的决心。

锻造“铁军”，更塑造灵魂

在他的带领下，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年手术量超1.5万台，团队被称作“生命中枢的守护舰队”。而张鸿祺，正是这支“舰队”的“指挥官”。他深知，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，只有打造一支战无不胜的“铁军”，才能守护更多的生命。“一个人技术再好，也只能治疗有限的患者，得让更多医生能上手、会治病。”张鸿祺指着科室墙上的团队合影说。

他定下了一条特殊的规矩：每周二早上7点，雷打不动的“闭门会”，全科医生专门复盘上周出现问题的病例。“撕开心里的伤口是件难事，”他说，“但在会上，什么话都可以说，出了这个门，决不允许背后指责。”这种近乎严苛的自我剖析，锻造了团队“全力以赴，尽善尽美，如履薄冰凡资配，如临深渊”的科训与灵魂。

他拒绝用刻板的规则束缚团队，反而鼓励“旁逸斜出”的探索，为年轻医生提供最大的成长空间和支持。现在很多年轻医生快速成长已经脱颖而出，在临床和科研等方面成为神经医学领域的青年翘楚。

作为国家卫健委继续教育中心神经外科主任委员，他参与遴选了全国50多家培训基地，与同道一起进一步推动全国神经外科医生的继续教育和能力提升。而他培养的200余名学生遍布全国，其中38人已成为学科带头人。

最硬的铁甲最暖的光

手术刀是冰冷的，但执刀人的心必须是温暖的。坚毅果决的外表下，张鸿祺始终保有一颗对患者感同身受的仁爱之心。

“如果因为只会一种技术让病人多挨一刀或增加风险，大夫的心里是过不去的。”张鸿祺说。

张鸿祺的资料里存着无数患者的详细信息，其中，28岁阳光帅气的王勉（化名）患者站在加拿大枫树下，笑容灿烂，引人注目。曾被判定“无法治愈”的他经加拿大医院推荐，辗转找到张鸿祺，疫情期间跨国包机、几经周折后，最终一场长达十余小时的手术，让他重获行走能力。

一位农村患者因担心手术费用躲在病房抹泪，张鸿祺悄悄联系公益基金，自己还垫付了押金；82岁的患者紧张得无法入睡，他手绘彩色血管图，像给小学生讲课般解释手术方案……在张鸿祺看来，医学是科学、人文与艺术的结合。“技术再高，若不顾患者感受，便是失败。”

获评“全国先进工作者”那天，张鸿祺刚完成一台13小时的脊髓血管畸形杂交复合手术。被问及对这一台手术的感受，他说：

“和30多年前第一次上手术台一样——敬畏。神经外科医生的‘先进’，不在奖章上，而是在手术台上：每一个动作都不能出错，每一个病人都不能被辜负。”

这份仁心与敬畏，不止于方寸之间的手术台，更延伸为北大人“心系家国”的广阔胸襟。

2008年汶川地震，张鸿祺率领宣武医院医疗队加入北京首批抗震救灾医疗队，第二天即奔赴抗震救灾一线与当地医务人员一起救治伤员。从灾区回来后，张鸿祺又投入到奥运医疗保障工作中，担任场边急救医生。

2014年，我国启动首批援助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医疗任务，张鸿祺不仅第一个报名，更肩负起医疗队队长的重任。面对当地器械简陋、条件艰苦的困境，秉持着“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治病救人”的信念，在援助半年的时间里，张鸿祺和同事们共完成各种手术治疗500余例，创造了“特多”医疗史上多项第一：第一例复杂颅内动静脉畸形栓塞术、第一例全脑血管造影术、第一例颅内动脉瘤栓塞术……并为当地的神经科学专业初步建立了培训体系，书写了“特多”神经外科发展史上一个新的篇章。